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向纵深拓展，新旧体制的矛盾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同质性趋于消解，在计划体系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已经打破，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相互支持和阐释的配对关系，当下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社会，以致于以理解分析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阐释焦虑，知识分子不知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用某种一元的价值标准加以阐释。[1]当下中国的文化，可以划分为国家权力支持的官方话语，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话语；市场力量支配的民间话语。在市场经济尚未确立的时候，大众不拥有经济资源，也不拥有文化资源，至多也就是在地方性社区中存在的民间口头传播的通俗文化。官方话语将民间话语排斥在话语领域之外，以致于民间话语基本上被湮没在官方话语中。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使民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本，正是由于经济实力的日益积累与壮大，也促进了以民间通俗趣味为审美指归的民间文化的发展。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制作，标志着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越来越失去手中所掌握的文化资源，而民间各种口头文艺的流传，则表明民众智慧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趋于枯萎，社会生活的五光十色却并没有将民众的智慧荡涤干净。当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社会主流地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解释能力也越来越贫弱。然而，一如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所证明的，社会的变迁越丰富复杂，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阐释越来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民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代表了一定时代的民间声音。民谣不仅仅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的表征。在口头文学总体趋于没落的时代，民谣以其短小精悍、易于记诵传扬、针砭时弊毫不留情、高超的讽刺艺术等特点，在民间不胫而走。如果仅仅局限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解释民间的口头文学，我们将很难对这一当下正当红火的民间文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倘若我们从历史/文化/权力的维度加以分析，则将有可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下民谣流传现象的民间传统与社会情绪。

口头文学的命运

在现代性话语中，以口头传承为媒介的民间文艺的发达，代表着前现代时期的文化状态，封闭落后、自给自足、淳朴自然，充满牧歌情调。这种文化状态，具体到人际关系领域，则是人们大多处于面对面的交流之中，极少有跨越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与人际交往，即便是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也几乎是整个村落、家族甚至族群的整体迁徙，这种整体性的迁徙产生的文化后果，是人们在迁徙的同时，背负着共同体的精神行囊。在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中，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孤立与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比如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就是在这样一种乡土社会中，口头文学成为人们相互交流情感、智慧、经验的重要的草根艺术形式。口头文学的发达，人们使用的传播媒介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乡土社会中，文字一直不属于人们的交流工具。费孝通先生还认为，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一直到20世纪的初期，都还不属于乡下人的东西，在乡土社会中，基本上是“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个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