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传统观念的缠夹不清
　　中国思想史上，道义与钱的所谓“义利之辨”，曾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墨家想用“兼相爱，交相利”将两者统一，贾谊、柳宗元、王安石、王艮、戴震等揭竿响应，但却始终未成气候。正统之说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崇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⑷定了基调，孟子扬其波，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⑸董仲舒将其正统化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⑹到了朱熹，则把贵仁义、轻钱财之说推向极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⑺于是，在正统观念中，钱不仅与仁义不相容，而且成了龌龊之物，正人君子触之则觉人格萎缩，言之则觉境界低下，即便是“五四”一代新的智识者，也脱不开这传统的惯力。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口不言钱，手不留钱，“有钱即随手散去”。无疑，这比起“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的堂兄来，是侠肠义胆的，但他在意识层面上对钱的公然漠视，却构成了他日后不能自拔的陷阱。我们不排除阴险的S城对他在政治上的排斥和在经济上的钳制——因发表议论而被校长辞退，但我们也不能原谅他如此缺乏经济头脑，以致突然之间“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即使山穷水尽，他依旧耻于言钱。他的朋友申飞是心有灵犀的，眼见着“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本的《史记索隐》”，却只用了“你的客厅这么荒凉……”中的省略号代替了卖书换钱之事。直到申飞要动身，魏连殳才深夜赶来，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要钞写挣钱之事，可谓石破天惊，使申飞诧异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没有任何先兆，魏连殳突然成了“经济巨人”，“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按理，这钱是他“要活下去”的救命草，但实际上，那钱却成了他的催命符。他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拼命要散去这希望得到却又不愿如此得到的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终日猜拳行令，东西买进卖出，仙居术满院摔，谁嗑头便有赏赐……直到他自己折腾得吐血、躺倒、死去。耐人寻味的是，魏连殳生命的终结，不是在山穷水尽之际(像孔乙己、阿Q那样)，而是在“柳暗花明”之时，他的生命全程的经济曲线是：有钱——没钱——有很多钱。那么，折磨他的魔鬼是什么呢?“君子谋道不谋食”，“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无法剔除这种文化积淀，以从杜师长手中拿钱为耻，宁愿以死明志。可惜，他全不知细看一下古今儒者们是怎样为食佳果、沾利益而“唱赞道引”⑻的，否则不会如此轻生。
　　另一个例子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挡住这个作品的背景而直观这件“小事”时，不能不会发觉到，这也是一个义利间价值判断的故事。第一次判断来自“我”亲眼所见：料定那老女人没伤，车夫无责任，停车扶人会节外生枝。这里，道义与钱是持衡的。但车夫非要“自讨苦吃”，放下买卖，扶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潜台词表明，车夫是重义轻利的。于是，“我”的第二次判断在意念中形成：以为车夫“须仰视才见”。于是抓出一大把铜元想表示敬意，在无意之中再次想使钱与道义持衡。但“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的第三次判断，却又打破了义利平衡，以为那钱是对“须仰视才见”的义的侮辱。
　　周作人站在传纪批评角度，对《一件小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我们说《一件小事》于生活常理有碍，是因为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不经意流露出的崇义贬利的思想，还不能牢固树立钱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⑼的概念。按理，车夫让道、停车、扶人已尽道义，或继续拉买卖，或给伊些钱算抚慰，完全没必要去巡警分驻所接受仲裁，那是何等去处!鲁迅日记1913年2月8日就有：“晴，风。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非到“野狗”处破财寻义，的确大可不必。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对自己“没有思索的从外套里抓出一大把铜元”的内疚。其实，这掏钱的下意识是对的，明确地指示着价值交换与价值补偿的原则：一来这钱是常“因为生计关系奔波”的“我”挣来的，可以作为崇敬的表示；二来车夫已把人拉近S门，理当付钱。从物质上讲，车夫要养活自己，老女人需要补偿，给钱当然是救燃眉之急；从精神上讲，资助奖掖行为高尚者，古今中外都是天经地义，何苦惴惴不安?在人的心理上，“一旦精神能量集中于意识活动，那潜意识的活动就会遭到损失，反之亦然。”⑽“我”被挤压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识活动，使并非错误的潜意识活动遭到了怀疑和损失，无端于“国家大事”之外，又多了“一大把铜元”的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