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一直想写的是一本虚构叙事作品，而不是关于叙事的理期刊章。有这种想法已经很久了，它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梦想。但我又总是暗地里问自己：为什么如此想去叙述呢?

我知道，叙事并不比其他形式更具有文体上的高贵性。在中国，小说文体具有文化上的尊严不过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实际情况是，叙事，尤其是虚构叙事正在迅速地没落。这是一个论证和论争的时代，或者说是各种信息传播的时代，而不是叙事或讲故事的时代。如果有人认为你的是在虚构或者是在讲故事，那就是在使用一种轻蔑的委婉语。因为虚构叙事既不能提供论证也不能提供信息。

在一个务实的、追求“真实”而非崇尚想象力的时代，虚构何为?想象力的空间已经日薄西山。小说叙事犹如一种过时的文化仪式，也许是一种推迟的、延期的社会仪式?
“小说”这种文体形式转眼间就快成为文化古董了。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巴赫金在做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断言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形式，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在近现代社会在文化上所创造的唯一的文学文体。的确，古老的叙事形式：神话、寓言、史诗，以及民间传说和童话，以及戏剧、诗歌都是古典文化或者说前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文学文体，它们大多是一种叙事虚构形式。文体的消亡几乎不可逆转，犹如历史与时间。即使说古典文体的“消亡”的说法有点夸张，至少可以说这些文体早已定型，后来的即使还可以冠之以“史诗”，也不过是比喻意义的说法了；其他文体形式也很难与它的定型了的经典形式相混同。但小说似乎有所不同，虽然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汉朝就有了可以称之为古小说的东西，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小说基本上可以视为与市民社会，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力与矛盾一起成长的叙事文体。所以在巴赫金的青春时代，还可以觉得小说是一种尚未定型的、与现代社会和运动着的“现在”密切相关的叙事形式，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具有无限的前景和可能性。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经典的小说形式正在作古，成为一种“古典文化”。其实，与巴赫金热情的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同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一文中就悲哀地宣告了叙事艺术衰竭的状况。在本雅明看来，叙事能力的被剥夺就是我们在现代技术社会里交流我们自身经验的能力的丧失，和经验的贬值。

资本主义社会对叙事或者对虚构叙事的热情突然间就蒸发掉了。——干吗要带上“主义”的修辞? 我们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幸免于难——现代社会并没有抛弃叙事，而只是把叙事压缩到豆腐干那么大的东西：那就是在电视新闻的几十秒种之内所讲述的，是报纸上豆腐干那么大的地方所写的，也是人们在聚餐时所交换的“新闻”、“消息”或“信息”：“你知道吗——”。说这话的人刚从美国回来，或者是与哪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见过面，因此他带来了消息，就像是过去时代的远行的水手或商人带来了异国他乡的故事，只不过这次他讲述的传闻，是有关多年前的我们曾经为之流泪的人们，可这次故事里的英雄却变成了不识时务的小丑，供人做佐餐的笑料。不需要论证，没有人深究，甚至也不需要谁去证实。就在这样一些时候，现代社会的叙事仍在进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了解，对人与事的看法，都会悄悄地发生变化。这是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的巨大区别：过去时代的人们通过古老的经典，没有文化或不识字的人们通过“故事”来了解世界，形成自己的教养，而现代社会里，人们通过“新闻”——当天的或近期的琐碎传闻来做到这一切。这是一种被本雅明称之为“无教养的文明”社会。
现代社会一方面把叙事分解为新闻报道或新闻调查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资本社会并没有忘记人们爱听故事的古老天性，现代社会把叙事虚构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工业。古老的叙事艺术和讲故事的能力在认真严肃的小说叙事领域没落了，却成了一本万利的文化工业。讲故事的艺术从小说叙事中衰落，为广告所充斥的商业社会却到处都在讲述商业神话，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人们描述商品世界的乌托邦。

小说的叙事因素或讲故事的能力，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被文化工业，被电影、电视连续剧和报纸副刊上的通俗连载小说取代了。其实小说叙事形式真正深刻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境况已经不再能够使用经典的小说叙述模式来加以描述。只要想一想“性格”、“行动”、“命运”，以及事件的完整性、情节的起承转合、因果律以及时间的连续性等等，就会发现这一套曾经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模式的要素已经多么远离了现实。一个认真的小说者所渴求的可能不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但他无疑对叙述形式的真实性和现实感有着极为敏感的意识。一个小说家可能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无疑知道一种别人不甚了了的“叙述形式的社会学”。他知道一种小说的叙事形式或叙事结构与历史的或社会结构之间的微妙联系。但是，当他孤独地进行叙述形式的探索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在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询。当文化工业继续用认真的小说家抛弃的、已经不具有现实感的叙事模式讲一个看似现实的故事的时候，人们只是在接受一个谎言。对叙事的一般受众来说，要么接受以身边琐闻形式出现的新闻叙事，要么接受传统的情节化叙事。

也许可以说，之所以我渴望像小说家那样进行虚构叙述，是为了寻找真实：这不是赤裸裸的真实，这是需要穿过虚构和想象甚至梦想，才能追寻的真实。一个非常成功的报人曾经如此说：新闻是用一点点收集起来的真人真事来构成一个谎言，叙事文学是用虚构和幻象来创造一种真实。至少，用虚构叙事的方式来讲述真实仍然是有可能的。

现在让我回到某一天的餐桌边，回到那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所讲述的笑话的时刻：多年前的一幕悲剧记忆使我没有能够笑出来。是的，我们都跟着时代和社会前进了，变化了，而那个失败了的“英雄人物”的意识与观念却停滞在以前的一刻：当年的英雄如今成了笑话，他们举臂一呼却应者寥寥，相反，被抗议者作为民族的象征受到了热烈欢迎，此一时，彼一时也。因此悲剧人物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人。

我知道他讲述的这件事是真的，我没有怀疑是这样，可又感到这个故事掺了“假”：因为那残酷的史实已经成为禁忌，即使十年后、即使百年后只有一个人提出抗议，这抗议也是真实的，也不该是一个笑谈，但它却已经成了笑谈。我知道历史和生活就是这样，后面发生的一切注定要重新修改过去。只要有人生活着，历史就会重新书写。这正是历史的权利，是每一个后来者的权利。那么，什么是真实呢?因为当代生活和当代事件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都会延续到现在这一刻，那么所有的过去的时刻都是没有最后的真实性的时刻?但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持续的存在与在场，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拯救过去，也可能腐蚀过去。在“那个时刻”被禁止讲述的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没有道义上的疑虑，用现在这个“可笑的”叙述去替代和忘却那个——由于禁忌、由于被管辖的舌头——没有被叙述的时刻?由于对“过去”的禁忌尚未解除，“过去”就不仅仅是过去，同我们存在的其他时刻一样，那一刻仍然延续到现在，延续到我们在餐桌边讲笑话的这一刻。

然而，毫无疑问，幽默和笑是最高的智慧，因为一切令人感动的崇高时刻都只是一瞬间：过后就是人们的普普通通的日子。只有幽默和笑才能使我们应付这些生活。犹如这一切是为那一被感动的时刻所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什么能够逃避时间的侵蚀，并在时间中缓慢地贬值和变质：生活、爱、个人和社会的理想。

当人文知识在市场上越来越不具有交换价值的时候，当“知识分子”只能回到传统的门客和幕僚角色时，那些持异见者自然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一幕悲剧变成喜剧的历史过程当然有许多尚未被意识到的因素。无论帮忙也罢，帮闲也罢，沉默也罢，独善其身也罢，在悲剧之后我们都又混到了今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都在失去那一悲剧角色以及道德优越感的位置。持异见者，抗议者或者是道德的、文学的、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慢慢地变成了市场上的穷人。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什么比一个“有道德的”穷人更可笑的?再说，我们从来都只愿意把敬意献给那些死去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从交往领域中退出。犹如巴赫金所说：一切当代的“崇高事物”都是滑稽可笑的。在历史悲剧之后，在无以言说的愤怒之后，在无可奈何之后，我们学会了幽默，学会了把没有希望的事看成可笑的事，我们的绝望变成了嘲讽。